【facebook50亿罚款】facebook50亿美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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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风云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媒体圈结合蚂蚁暂停上市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垄断舆论风暴。

新财富一篇文章《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指出：“通过近年5000亿-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巴巴分别构筑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5年间膨胀了10倍。相比之下，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8万亿元；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元；A股总市值10万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已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1】”

很多人深感互联网巨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他们的市场支配力量以及引发的财富集中效应感到担忧。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调查犹如悬在Facebook、谷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腾讯、阿里是否会面临类似的监管与调查？

反垄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已无需讨论。但是关于对自然垄断的调查，经济学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垄断？反垄断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大即原罪”吗？反垄断到底是支持创新者，还是打击了创新者？Facebook、谷歌、腾讯、阿里等巨头制造的市场集中，是提高了经济效率，还是损害了 社会 福利？

反垄断，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从美国反垄断简史的角度，以经济学原理解析自然垄断与反垄断法。

本文目录

一、糊里糊涂的反垄断

二、双雄对决的学术战

三、算法时代的收割者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静心阅读，感谢分享）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诞生。这部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财团发明了托拉斯组织，联合同类大型企业，一致行动主宰市场和控制价格。这导致严重的二元经济【2】，内核是托拉斯及大型企业经济圈，外围是围绕着内核形成的大量激烈竞争的小企业及困苦的底层工人。

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门的托拉斯组织掌握的资本总量高达204亿美元，其中1/3的资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为50%，玻璃制造业为54%，棉布印染业为60%，食品制造业为60%，酿酒业为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为77%，化学工业为81%，钢铁工业为84%【3】。

在外围，大量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工人阶级被托拉斯挤压了生存空间，处于被 社会 淘汰的边缘。底层农民、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如格兰奇运动、绿背纸币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试图打破镀金时代沉闷的政治空气。

所以，这部应政治诉求而生的法律，缺乏足够的法理论证，显得“简陋”。该法第二条规定禁止“垄断”和意欲垄断的阴谋。但是，无论是该法的正文还是附件，都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或逐条指明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立法者谢尔曼认为具体标准应由法官来判断：“我们很难通过对法律词汇的定义，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联合中画出一道精确的线来。在每一个个案中必须要留给法庭去决定其是否合法。”

当然，这是美国判例法的惯例。但谢尔曼也承认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宣布一项新的法律原则，仅仅是将那些老的、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原则授予了我们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司法机关。”

这部法律的出台似乎只是为了平息民愤，以至于此后十几年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当时有人这么评价这部法律：“该法案本身，除了平息了人们提起反托拉斯之诉讼——任何诉讼——的呼声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讽刺的是，《反托拉斯法》出台后，托拉斯组织反而快速崛起。1904年美国共有318家托拉斯，其中93%是1890年该法出台后产生的。

同时，还出现过一些离奇的判决。1895年，第一个反垄断案是著名的美国联邦政府诉奈特公司案。当时，美国精制糖公司试图以交换股份的方式整合包括奈特公司在内的四家大公司，这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国精制糖产业98%的份额。美国联邦政府将奈特等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认为，四家公司控制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这种行为构成了垄断。但关键问题是，《反托拉斯法》仅适用于贸易及商业领域，不适用于生产领域。

这部法律的全称是《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没有涵盖生产、制造或工业领域。最终，法官裁决以8:1判决政府败诉。

这个判决出来后，当时所有制造领域的托拉斯组织都免于《反托拉斯法》的制裁。相反，工会组织和工人罢工反而成为反垄断的目标。当时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被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

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联邦政府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大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从1890-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件中，没有一起托拉斯遭到解散。

如此，这部由政治因素催生的法律，又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引发更为激烈的 社会 对抗。

在那个大激荡的岁月里，威廉·麦金莱总统缔造了经济繁荣，被誉为“繁荣总统”。但是，民间普遍却认为，麦金莱总统是资本家的傀儡，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汉纳的孩子”。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叫马克·汉纳，他在伊利湖地区从事开矿、制铁和造船事业，以操纵选举而闻名，他有个绰号叫“政治老板”。汉纳一手扶持麦金莱当上州长，而后又成功竞选总统。

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了总统。麦金莱遇刺让罗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国 社会 暗流涌动、危机重重。作为共和党的改革派，罗斯福一上台便举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试图来个“斩首行动”以正视听，指示联邦司法部对北方证券发起反垄断诉讼。

北方证券什么来头？北方证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铁路、昆西铁路、芝加哥铁路在内的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网络。其背后金主是华尔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气急败坏。老摩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曾经得到他支持和资助的年轻政治家，上台第二年就对自己开刀。

老摩根请了全美一流的律师团队与罗斯福一战到底，官司最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判决裁定该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这个案件被称为“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大大扭转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托拉斯的态度。此后，罗斯福一口气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其中25起胜诉，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们因此称呼罗斯福为“托拉斯驯兽师”。

罗斯福之后，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完善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1918年，联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贸易协会固定价格行为涉嫌垄断。最终地方法院并没有判处被告违法，而是让联邦政府与贸易协会达成和解。当时布兰代斯大法官在这个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规则。所谓合理规则，就是判断一项限制是否违法，要考虑该行为的所有事实，而不仅仅是规模大。后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这个案例以及合理规则来裁决。

到此为止，美国反垄断法主要打击固定价格、排他行为、限制竞争等非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由于法学界对垄断缺乏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裁决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规则，有时陷入“大型企业有罪推论”的惯性思维。

1937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铝公司、加拿大铝公司以及它们的64名相关股东高管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的行为多达140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只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认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超过90%。

他指出：“90%的市场份额足够构成垄断；60-64%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还有疑问；而33%的份额则确定不会。”

“大即原罪”？法学界对此争议巨大，又一无所知。反垄断工作亟需经济学家的专业支持。

1936年，联邦反托拉斯局才雇佣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经济学家。但是，该局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案件中的作用局限于数据搜集和诉讼支持。波斯纳法官在1971年曾经有过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律师们的女仆，一直受到忽视”。

哈佛大学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贝恩，吸收了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提出了著名的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贝恩还检验了20个美国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和利润的关系。结果高壁垒条件下的平均回报率明显地高于低壁垒。

哈佛学派的研究相当于论证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业利用高壁垒及市场集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降低市场效率；同时，告诉政府及法官，看一个企业是否涉嫌垄断，只需要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企业数量多少及规模大小。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非常符合美国司法部门的胃口，被称为“反托拉斯法经济革命的第一声礼炮”。这一理论大肆渗透到反垄断立法与司法裁决中。

1965年，哈佛学派的唐纳德·特纳教授成为助理司法部长。他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加入反垄断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68年司法局颁布了《合并指南》——“是由一组经济和政策专家与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职业律师共同制定的，其中蕴含着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实际上，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论证。大型企业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和阻碍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曾经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整个19世纪8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为24%，而当时有据可查的垄断行业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却高达175%。

大型企业组织还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卡内基钢铁将钢轨价格从1875年的160美元/吨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吨；洛克菲勒在1897年将精炼石油价格从30多美分/加仑压低到5.9美分/加仑；北方证券的铁路网络极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区工厂的销售市场，促进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老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将 汽车 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降到了平民价格，从此 汽车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型企业为何高效？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的罗纳德·哈里·科斯，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工业结构。科斯发现，美国大型工业企业实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内部的经济效率非常高。他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内部的组织计划，与自由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费用将其观点写成了著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后来，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可了企业及一般经济组织的内部效率。这一理论相当于否定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崛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效率至上”的思想开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联邦政府及法官，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垄断，主要看经济效率，而不是哈佛学派提倡的市场份额和集中度。

随着信息产业开始兴起，芝加哥的绩效主义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术时代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两个著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联邦政府诉ATT案。

诉讼理由是该公司存在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垄断利润补贴其网络的行为；阻止MCI或者其他运营商链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过拒绝购买非贝尔供应商的设备，从而垄断了电信设备市场。

这个官司打了将近十年，ATT于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决方案。两年后，这家美国最大的电话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为7个大型的区域性电话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长途电话业务以及贝尔实验室和西电公司，规模和销售额均被削减了80%。

人们普遍认为对ATT的拆分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不过，人们很快反应过来，打败垄断的力量并非反垄断，而是技术创新——正在爆发的信息革命。贝尔系统解体后，移动通信系统的创新在不断削弱贝尔系统基于有线通信的自然垄断。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贝尔体系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4】”

第二个案件是1969年联邦政府诉IBM案。

诉讼理由是垄断或企图垄断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市场，尤其是商业设计的电脑；通过降低价格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以及引进新产品、减少其他公司产品的吸引力等。

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当时，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司法行动的影响在增加，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思维处于转型期，判决一时难以抉择。

IBM辩称，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在惩罚反竞争行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预见到计算机革命的巨大潜力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技术、远见和产业”来统治该产业的企业进行惩罚。IMB还指出，它在美国销售电子数据程序产品和提供劳务中所得的收益份额并不是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它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1961年为56.4%，1968年为54%，到了1972年，则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威廉·巴克斯特决定以“没有必要”为由撤销这一诉讼。他的解释是，与电信业不同，计算机行业是无管制的，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他认为，这一产业本质是竞争的，政府重组计算机市场的企图，可能不是促进而是损害经济的效率。

与ATT相比，IBM是幸运的。

在“大即原罪”与“效率至上”的竞争中，后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芝加哥学派的波斯纳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他将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原则引入到反垄断案件中。他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5】”

1992年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企业横向合并指南》基本放弃了结构主义思想，而以合并前后的经济效率作为判断基准。

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击溃一切垄断者。芝加哥学派告诉世人，没有真正的垄断，没有永久的垄断，唯有不断前行的技术浪潮。

1983年以后的反托拉斯局的组织架构中显示，经济学家与律师处于同等地位。此后，美国反垄断工作进入了经济学家主宰的理性阶段。

到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最初，他们根据库尔诺模型支持反垄断法，但如今他们中不少人转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认为，反垄断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说：“我被反垄断法给烦透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垄断；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掠夺性定价或者说是倾销；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法官又说这是一种价格勾结。法官到底想怎么样呢？”

所以，从80年代开始，反垄断工作更少地纠结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价、倾销，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正如波斯纳法官所说：“企业谋取或保持垄断利润的真正的单边行为，是欺诈专利局或是炸毁竞争对手的工厂。而欺诈和暴力一般而言又会受到其他法规的充分惩罚。【5】”

比如著名的联邦政府诉微软案。诉讼理由是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优势，强制捆绑销售其应用软件；司法部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微软案的结果再次说明，反垄断调查与垄断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它针对的是非法竞争行为。越来越多法学家及经济学家相信，垄断的问题应该交给自由竞争，技术创新解决垄断，法律解决非法竞争。

然而，随着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有些人对巨头们的超级市场支配能力感到担心。

Facebook稳坐全球社交龙头地位，旗下坐拥Instagram和WhatsApp两员社交大将。Facebook日活用户为15.9亿，月活用户为24.1亿，分布全球主要国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动操作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谷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高达86.4%，在欧洲，则是91.4%。谷歌安卓系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85.9%的绝对份额。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可能超过 历史 上的北方证券、标准石油、电话电报公司等巨头。

这时，“大即原罪”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今年8月初，美国两位参议员试图推出一项称为《垄断威慑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过，Facebook、苹果等 科技 巨头，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美国市场营收15%的罚款。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指控，最多的一项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论”。

其实不然，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

数据本是用户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也就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互联网巨头没有采用分布式系统，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的数据库垄断。 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是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在算法时代，私人数据极可能被巨头以“大数据”之名滥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屡受国会调查。Facebook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

在听证会上，一名议员质问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窃听用户说的话”？扎克伯格婉转地回答：“我们允许用户上传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的确有声音，我们也的确会记录那些声音，并且对这些声音进行分析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扎克伯格其实百口莫辩。Facebook存有用户的私人数据，同时根据个人数据匹配相应的信息。这就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偷录用户私人信息；二是以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国，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控制言论自由。在大选期间，还可能涉嫌干扰大选，威胁美国民主政治。

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和解协议。和解的代价是，Facebook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政府对 科技 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近期，中国官方强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商誉诋毁、裹挟交易等违法违规竞争行为，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荟萃分析进行的“隐形”不正当竞争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按照价格歧视程度，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6】。其中，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美国1936年出台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是一部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确定价格歧视违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同一个商品针对不同消费者采用不同售价；二是这种行为对竞争构成破坏或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禁止的是一级价格歧视。

通常，企业是无法做到一级价格歧视，而存在一级价格歧视往往是因为所有客户的私人数据被无偿支配。所以，反对一级价格歧视并不是反对价格歧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非法行为，如大数据杀熟背后的滥用私人数据。

亚马逊是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2000 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 碟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 美元，但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则会显示为 26.24 美元。如果删除 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策略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 CEO 贝索斯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我在《算法，即剥削》一文中分析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借助算法对每个用户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个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再看蚂蚁的问题。马云嘲讽《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但是，蚂蚁的杠杆率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或许，马云认为，蚂蚁的大数据风控比银行的统计学风控根据优势，可以突破这一监管的杠杆率。

但是，马云忽略了一点，蚂蚁之所以具备大数据银行的算法优势，是因为其免费地掌控了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蚂蚁能够成为“巨象”，正是利用算法支配私人数据。理论上，蚂蚁可以利用算法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用户的“交易剩余”。 当每个用户的财富天秤都向蚂蚁倾斜，违约率定然会上升，蚂蚁构筑的护城河反被算法吞噬，同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就是算法时代的价格歧视，对金融系统构成的威胁。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确立了市场最优效率的条件，即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 什么意思？这个等式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占他人的便宜”。当一个国家确立这样一种公正的法律时（制度是内生变量），经济是最优效率的，理论上是没有外部性的。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巨头强制性地免费占有了私人数据，这就意味着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即互联网巨头占了私人的便宜。这定然引发外部性，损害经济效率和 社会 福利。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用技术的手段将私人数据私有化，那么就必须将互联网巨头置于聚光灯下。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陶娟，新财富；

【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4】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百年，李胜利，法律出版社；

【5】反托拉斯法，理查德·A.波斯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Facebook发出的12条违规通知，其中一些由一个软件漏洞引起，该漏洞让外部开发者获得了数百万用户的照片。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1

Facebook母公司Meta被欧盟罚款1700万欧元（约合1900万美元），原因是它未能阻止Facebook平台在2018年发生的一系列数据泄露事件，违反了欧盟的隐私规则。Meta在欧盟的主要隐私监管机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表示，他们发现Facebook“未能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

2018年，Facebook成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颁布后的首个重大考验。当时，爱尔兰监管机构宣布对一起影响多达5000万个账户的漏洞事件展开调查。

据了解，2018年，Facebook成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颁布后的首个重大考验。

当时，爱尔兰监管机构宣布对一起影响多达5000万个账户的漏洞事件展开调查。与周二处罚相关的调查是在当年12月开始的，调查的.对象是Facebook发出的12条漏洞通知，其中一些是由一个软件漏洞引起的，导致外部开发者获得了数百万用户的照片。

2015年，伊利诺伊州用户集体起诉Facebook，称后者在未获同意的前提下，收集用户个人生物识别数据。2021年2月，一名联邦法官批准这起官司的和解协议，Facebook支付6.5亿美元和解金。201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大量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对Facebook罚款50亿美元。该公司在和解协议中承诺，对用户照片和视频作面部识别前会明确告知用户。

2021年11月2日，Facebook宣布计划停用面部识别系统，原因是该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用户所发图片和视频中的人脸，从而引发社会对隐私安全的担忧。Facebook分管人工智能的副总裁杰罗姆·佩森蒂当日说，将在之后的数周内关闭面部识别系统，并删除“超过10亿人的面部识别模板”。

报道称，美国没有联邦隐私法，数十个州则各自制定了有关隐私、内容审核和反垄断等方面的法律。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2

据报道，Meta因2018年未能阻止Facebook平台上的一系列数据泄露，违反了欧盟的隐私规则，被罚款1700万欧元（合1900万美元）。

Meta的主要欧盟隐私监管机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Irish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表示，它发现Facebook“未能采取适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

2018年，Facebook成为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的首个重大测试案例，爱尔兰监管机构宣布对一起影响5000多万个账户的违规事件展开调查。 周二的调查于当年12月开始，调查对象是Facebook发出的12条违规通知，其中一些由一个软件漏洞引起，该漏洞让外部开发者获得了数百万用户的照片。

欧盟的数据保护法首次授权欧盟隐私监管机构对最严重的违规行为处以高达该公司年收入4%的罚款。但围绕爱尔兰当局完成对Meta和苹果公司等公司的调查所需的时间问题，双方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

Meta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这次罚款是关于我们从2018年开始更新的记录保存做法，而不是未能保护人们的信息。”

根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迄今为止两笔最大的罚款包括去年爱尔兰当局对WhatsApp开出的2.25亿欧元的罚款，以及卢森堡的主要隐私监管机构对亚马逊公司开出的创纪录的7.46亿欧元的罚单。

Meta因大规模数据泄露收1700万欧罚单3

3月16日消息，据彭博社报道，Facebook的母公司Meta被爱尔兰隐私监管机构罚款1700万欧元。

监管机构数据保护委员会(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一直在调查Meta公司是如何遵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要求，如何在2018年6月至12月的12份数据泄露通知中处理个人数据的。

该机构周二表示，它发现Meta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表明它可以保护欧盟用户的数据。

Meta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这项罚款是关于我们自2018年以来更新的记录保存做法，而不是未能保护人们的信息。我们认真对待GDPR规定的义务，并且随着我们流程的不断发展，将仔细考虑这一决定。”

根据GDPR，爱尔兰监管机构负责为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的大型科技公司处理跨境数据隐私案件。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在Meta成长的路上，各种丑闻和争议似乎从未间断。“剑桥分析丑闻”诉讼案扰攘多时，扎克伯格最终被正式起诉。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1

美国当地时间周三，社交网络巨头Meta向法庭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将在9月份亲自出庭，就该公司被控与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共享用户数据诉讼作证。

在这场有关Meta对消费者数据处理不当的诉讼中，扎克伯格可能需要作证长达六个小时。该案的原告继续向Meta施压，要求该公司提供更多信息。

在2010年左右，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数百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该公司还协助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此外，剑桥分析公司还被指控干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

最新提交的文件显示，Meta已经同意扎克伯格向原告提供证词。另外两名Meta高管也将同时出庭，包括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和首席增长官兼副总裁哈维尔·奥利文（Javier Olivan）。在桑德伯格今年晚些时候离职后，奥利文将接替她担任首席运营官。

除此之外，Meta其他高管也可能需要出庭，比如Facebook隐私官罗布·谢尔曼(Rob Sherman)、前产品管理总监埃迪·奥尼尔(Eddie O’neil)以及平台合作关系高管康斯坦蒂诺斯·帕帕米提亚迪斯(Konstantinos Papamiltiadis)。

原告律师在法庭文件中表示“在发现调解人的协助下，双方同意原告可以对包括扎克伯格、桑德伯格和奥利文在内的Meta高管分别进行6小时、5小时和3小时的取证。”原告还打算对“某些关键证人”进行“超过七个小时”的宣誓取证。

法庭文件显示：“目前，扎克伯格的作证被安排到9月20日，比9月16日的最后期限晚了几天。双方将向法院提出申请，以进行这些迟来的宣誓作证。”

在民事案件中，证人在作证时要宣誓，法庭记录员将证人所说的任何证词记录下来。通常情况下，作证是在寻求证词一方的律师监督下进行的。因为证词是在宣誓的情况下提供的，证人作伪证将会受到惩罚。

纽约律师事务所Mukasey french的合伙人罗伯特·法 伦特（Robert Frenchman）说，在民事案件作证过程中使用时间限制并不常见，但代表原告的律师会很高兴有机会让首席执行官和前首席运营官作证。

他说：“原告很珍惜对公司高管进行盘问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广泛的话题上自由发问。但对于公司被告来说，这种做法弊大于利。”

这起诉讼涉及Facebook与应用程序开发商的数据共享政策，是一宗预审合并案件，汇集了来自不同被告的几起民事诉讼。

多地区诉讼司法小组描述这些案件时称，它们的起因都是指控剑桥分析公司和其他被告利用Facebook平台获取用户数据，Facebook本应对第三方应用使用数据实施更强有力的控制，以防止此类行为。

这份法庭文件表明，Meta将提供更多有关其应用审计的信息，以评估数据的其他潜在问题。这种审计被称为ADI。原告在声明中表示“原告现在了解到，Facebook将提供1200多份此前被保密的ADI文件。”

然而，代表Facebook的声明在文件中谴责原告，称他们“继续歪曲和滥用发现过程”，并指控他们“不断和持续的越权”。Facebook的法律顾问还认为，该公司已经遵守命令，并一再暗示原告说“该公司不合作”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剑桥分析公司滥用数据丑闻中，这家咨询公司访问了多达87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并导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对这家社交媒体公司处以50亿美元的罚款。但批评人士敦促追究其更多法律责任，因为罚款对这家大型公司来说意义不大。Meta报告称，2021年营收为283亿美元。

Facebook还受到了与该案件相关的多起诉讼，包括2018年短短一周内的四起诉讼。这起诉讼首次涉及Facebook高层管理人员的大量证词。原告要求最高达5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2

据报道，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将在一起诉讼中出庭作证，该诉讼指控Facebook与研究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共享用户数据。

在Meta成长的路上，各种丑闻和争议似乎从未间断。而近年来，被讨论最多的，则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及Meta子公司Facebook因侵犯用户数据安全而被起诉的事件。

“剑桥分析丑闻”诉讼案扰攘多时，扎克伯格最终被正式起诉。其实，早在2021年10月，就有消息指出，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计划将扎克伯格添加到该诉讼案的被告名单中。回溯该诉讼案，不得不提这家涉嫌信息泄露的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剑桥分析公司。

据了解，2018年3月，Facebook承认，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违规获得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并成功地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后来，经Facebook调查发现，最多有8700万用户的信息被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分享。

“在‘剑桥分析丑闻’诉讼案中，Facebook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连带’的。”互联网分析师葛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把网站用户和关系数据开放给第三方软件开发者是Meta旗下Facebook的盈利模式，这意味着Facebook远不止向剑桥分析公司开放数据。

据了解，早在2007年，Facebook就开始把网站用户和关系数据开放给第三方的软件开发者，使第三方可以开发在Facebook网站运行的应用程序，以此调动企业和软件开发者参与建设Facebook。通过这一模式，Facebook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但也因此，为后续一系列的隐私问题埋下祸根。

仅仅是与“剑桥分析丑闻”诉讼案相关的指控就接连不断。

被牵涉到该诉讼案后不久，Facebook在2018年就被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以在剑桥分析事件中未能有效保护英国用户的个人信息、违反数据保护法案（DPA）为由，被开出50万英镑的罚单。据悉，这是在当时相关法律适用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罚款金额。201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要求Facebook支付50亿美元和解金，以了结它对Facebook处理用户资料问题的调查。

而到了今年3月，欧盟方面称，因Meta未能阻止2018年Facbook平台上的一系列数据泄露，违反了欧盟的.隐私规则，被罚款1700万欧元（约合1900万美元）。

可以预见的是，若扎克伯格成功被起诉，或会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此前拉辛的办公室也称，如果扎克伯格和Facebook被发现违法，可能会被要求支付民事罚款、律师费，或赔偿受害者。

葛甲向记者表示，就目前来看，此次起诉并不会对Meta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但诉讼案背后凸显出Meta在管理上的缺失，“扎克伯格放任平台上问题，如隐私问题，将会为平台引致更多的麻烦。”

事实上，Meta也并非没有尝试整改。比如去年11月，针对使其陷入诉讼纷争的面部识别功能，Facebook宣布停止在其平台上使用该功能，并删除超过10亿人的面部扫描数据。“面部识别只算是Facebook平台上其中一个创新应用，取消这一功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隐私问题。”葛甲向记者表示。

钱文颖也持相近的观点。她表示，当前大部分拥有大数据的公司，都在数据隐私、算法透明、算法歧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潜在隐患。“短期内，这些企业都很难在不影响商业模式和收益的前提下，想出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遭遇数字安全问题。”她补充道。

扎克伯格9月将出庭Meta被控共享用户数据一案3

据报道，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将在一起诉讼中出庭作证，该诉讼指控Facebook与研究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非法共享用户数据。

在一家与2016年特朗普总统竞选有关的英国研究公司被披露获取了这家社交媒体网络多达8700万用户的数据后，用户们提起了诉讼。

自2018年提起诉讼以来，在围绕审前信息共享的激烈斗争中，消费者方的辩护律师获得了查看该公司内部记录的优势，以支持他们的主张，即该公司未能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如果Facebook的母公司输掉这场官司，可能会面临数亿美元的损失。

根据旧金山联邦法院的一份文件，扎克伯格已经同意接受长达六个小时的出庭作证，而桑德伯格将接受长达五个小时的质询。多年来一直领导公司发展的哈维尔·奥利万(Javier Olivan)将面临三个小时的证词询问。桑德伯格今年秋天正式离开公司后，他将接替她担任首席运营官。

2018年，一名应用程序开发者开始收集30万用户的个人信息，后来又收集了这些用户的朋友的个人信息，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因此受益的消息被披露后，Facebook面临了一场舆论风暴。用户不知道的是，该开发商与剑桥分析公司分享了这些数据，后者在2016年利用这些数据通过“心理”建模形式，以高度特定的吸引力锁定目标选民。

随后网民们提起了该诉讼，以此代表了所有使用该社交媒体的美国人。

Facebook辩称，该公司在用户协议中披露了自己的做法。该公司还表示，任何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个人信息的人都不应该指望保护自己的隐私。

对此，Meta没有立即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有证据表明，Meta的子公司Facebook未能保护其用户的隐私和数据，而扎克伯格亲自参与其中，从而直接导致了相关数据泄露事件。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1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Facebook）母公司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被指控参与了导致剑桥分析数据泄露事件的决策。

当地时间5月23日，据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办公室官方网站消息，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Karl Racine）起诉扎克伯格，指控他参与了导致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关的数据泄露决策。

来源：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办公室官方网站

该声明表示，有证据表明，Meta的子公司Facebook未能保护其用户的隐私和数据，而扎克伯格亲自参与其中，并促成了Facebook对用户数据的松懈监管和误导性隐私协议的实施。最终，这导致如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第三方公司，从Facebook上获取到了8700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操纵2016年的选举。

声明写道，“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在扎克伯格先生的控制下，Facebook允许第三方推出一款声称是‘个性测验’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了用户的个人信息。”

此前，剑桥分析公司就曾被媒体曝光以不正当方式从Facebook获取上千万用户数据，并利用数据分析结果精准推送广告，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的选举。

拉辛表示，“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漏洞暴露了数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扎克伯格先生的政策加重了Facebook不当行为的程度。这起诉讼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包括CEO在内的企业领导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据了解，Facebook此前就曾因数据泄露给剑桥分析公司而面临政府审查。201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因该事件对Facebook提出指控，并要求该公司遵守新的管控措施，对影响用户隐私的决策实施更严的问责制度。《华尔街日报》报道称，Facebook已同意支付50亿美元以和解FTC的相关指控。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2

当地时间5月23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的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被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起诉，拉辛指控扎克伯格直接参与了导致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关的数据泄露决策。

拉辛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有证据表明，Meta的子公司Facebook未能保护其用户的隐私和数据，而扎克伯格亲自参与其中，从而直接导致了相关数据泄露事件。

据了解，剑桥分析是英国一家数据分析公司，也是此前Facebook大规模信息泄露事件的主角。2018年3月，Facebook承认，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违规获得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并成功地帮助特朗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后来，Facebook经调查发现，最多有8700万用户的信息被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分享。

2018年12月，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拉辛对Facebook提起起诉，称Facebook误导用户之举触犯了特区的《消费者保护程序法》。2020年10月，拉辛又称，对该案内部文件的持续采访和审查显示，扎克伯格在一些关键决策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扎克伯格及其Facebook遭遇用户数据安全的起诉事件并非偶然，此前也有多家互联网公司及其高管因侵犯隐私问题陷入法律纠纷。

2021年2月26日，Facebook所涉“史上最大隐私诉讼之一”结案，该案因涉嫌未经用户许可收集和存储用户面部数字扫描信息和其他生物信息，这家社交网络巨头被迫以支付6.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亿元，来解决这场历经6年的集体诉讼。

2020年11月，视频会议软件公司Zoom也因侵犯隐私问题与美国官方部门达成和解。在指控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称，Zoom至少从2016年起就误导了消费者，即过去四年里向用户承诺了公司并未提供的数据加密级别。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Zoom员工必须每隔一年审查其产品是否存在任何安全漏洞，若此后再违规，每次将面临约4.3万美元的罚款。

而互联网公司高管因在数据泄露中未充分履职甚至参与、或非法处理相关事件而被起诉也并不少见。2020年8月，Uber前首席安全官乔·沙利文因隐瞒数据泄露被起诉。美国联邦大陪审团就沙利文涉嫌向联邦执法机构隐瞒黑客攻击并向其支付高额“封口费”一事发布起诉书，在此前妨碍司法和故意隐瞒重罪两项罪名以外新增了第三项指控——电信欺诈。

据悉，2016年10月，黑客成功窃取5700万条Uber司机和乘客的个人信息，时任Uber首席安全官的沙利文在知悉后选择隐瞒该事件，以“安全漏洞赏金”的名义向黑客支付价值10万美元的比特币并与其签订保密协议，要求黑客不获取和存储Uber数据且不对外声张此事。

针对本次对扎克伯格的起诉，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拉辛强调：“这一史无前例的安全漏洞暴露了数千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扎克伯格先生的'政策加重了Facebook不当行为的程度。这起诉讼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包括CEO在内的企业高管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扎克伯格被指数据泄露遭起诉3

当地时间23日，美国华盛顿特区总检察长卡尔·拉辛对Facebook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提起一项诉讼，指控其直接参与的公司政策决策导致了与“剑桥分析”公司相关的数据泄露。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4月10日，美国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商业、科技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作证，并就Facebook数据被滥用等问题道歉。 中新社记者 邓敏 摄

报道称，拉辛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证据表明，Facebook未能保护其用户的隐私和数据，且扎克伯格亲自参与其中。Facebook的这一失责行为直接导致“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事件的发生。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诉讼称，扎克伯格对Facebook关于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内部政策提供了直接意见，并亲自审核了某些应用程序对数据的使用。

多年来，拉辛办公室一直就数据监管和泄露问题指控Facebook。根据拉辛办公室的说法，23日再次对扎克伯格提起诉讼，是因为在与Facebook相关的案件诉讼过程中发现了大量证据。

拉辛说：“这起诉讼不仅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必要的，它发出的信息是，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的企业高管要对其行为负责。”

2018年3月，Facebook卷入数据泄露丑闻。有报道称，名为“剑桥分析”的政治咨询公司不正当地访问了8700万Facebook用户的个人数据。这家公司为特朗普2016年总统竞选提供了服务。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展开调查。2019年，该机构与Facebook达成和解协议，对后者开出50亿美元的罚单。

23日，Meta股价盘后跌幅超过7%。

给IT巨无霸念“紧箍咒”？欧盟和美国出手遏制垄断竞争

全球信息技术五巨头的标识(从左至右)：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

信息技术（IT）巨头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欧美一些国家担心它们会失控。

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和微软(Microsoft)，在市场上被称为“GAFAM”。这五家高 科技 企业过去五年里攫取了全球绝大多数的技术财富。然而，它们被指控未缴纳足够税款、垄断竞争、窃取媒体内容并为虚假信息传播提供“温床”。

监管这些公司迫在眉睫。欧盟正在加紧制定严厉的规则草案，美国数十个州则对谷歌发起了反垄断诉讼，而且态度更为强硬。

数字巨头“高人一等”的竞争？

数字巨头经常因排挤竞争对手主导市场而受到批评。

2017年至2019年，欧盟对谷歌处以82.5亿欧元(10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通过其安卓（Android）系统垄断了市场。

2013年，微软因将其搜索引擎IE强加给Windows7用户而被欧盟罚款5.61亿欧元。亚马逊和苹果也在接受调查。

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尚未正式实施对数字巨头征税，但其一些成员国已经向前迈进了一步。

法国和意大利对五大巨头的营业额征收3%的税，奥地利对其广告收入征收5%的税，西班牙则征收3%的税。

在欧盟以外，英国对一些数字服务征收2%的税。澳大利亚对流媒体、下载 游戏 以及移动流媒体、电子书和数据存储应用等数字服务征收10%的增值税。

制裁垄断手段“史无前例”

12月中旬，欧盟公布了对违反竞争规则的 科技 公司处以高达营业额10%的巨额罚款的计划，这被称为“史无前例”。那些“屡次违反法律，危及欧洲公民安全”的公司面临被解体或暂时禁止进入欧盟的风险。

欧盟加紧制定严厉的规则草案

拟议中的改革还寻求将最大的网络巨头归类为“看门人”，要求它们遵守更严格的规则，其中包括被要求与竞争对手共享数据、在收集信息方面更加透明等，以确保不会滥用主导地位来阻止竞争对手站稳脚跟。

早在今年10月，欧盟委员会已在研究制定一份针对大型互联网 科技 公司的监管“黑名单”，涉及多达20家巨头，美国的脸书、谷歌、苹果、亚马逊等都将“入围”。

以往，欧盟对 科技 巨头的“惩罚”主要通过大量的反垄断、避税等调查。此次准备祭出的一些“新手段”包括，如果 科技 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被认为威胁到客户和较小竞争对手的利益，则欧盟有权迫使其分拆或出售部分欧洲业务。

美国也在采取行动，美国联邦和州反垄断执法机构12月9日对脸书提起诉讼，要求推翻其对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购。

同时，美国数十个州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滥用其在互联网搜索和广告领域的垄断地位。

数字巨头犯下的“几宗罪”

科技 巨头经常因其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的方式而受到批评。欧盟带头通过2018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其进行控制，该条例已成为国际“参考标准”。

这些高 科技 公司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必须征得同意，对数据的使用方式保持透明，并允许用户删除数据，否则将被处以高额罚款。

垄断制裁也存在于欧洲以外。今年5月，美国一家法院对脸书处以50亿美元罚款，原因是脸书未能保护其用户的个人数据。

社交网络经常被指责未能遏制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欧洲议会和成员国同意强制平台在一小时内删除恐怖内容。

一些国家的法律也试图处理虚假信息。在德国，如果社交网络没有回应撤回含有虚假信息的帖子的请求，它们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德国的规定对仇恨言论、恐怖主义宣传和儿童色情作品对网络平台施加了同样的义务。

在法国，政治候选人或政党可以要求法院在全国大选前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科技 巨头从未放弃抵抗

面对调查和罚款， 科技 巨头为了自身利益有时不得不作出妥协举动。如苹果近来暂停收取“苹果税”，谷歌可能作出让步以缓解欧盟对其收购Fitbit的反垄断担忧等。但是，美国 科技 巨头依旧在电子商务和通信等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市场上“收割”惊人收入。

在数字领域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欧盟、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数字转型的紧迫性，近两年加大了对数字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实力对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欧盟等对美国 科技 巨头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而，反垄断也并非易事。分析人士指出，欧盟虽然推出数字监管法案，但面临诸多困难，比如怎样界定哪些类型的数据可以分享以及谁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 科技 巨头从未放弃抵抗。反垄断调查和罚款只是伤及 科技 巨头的皮毛，但被强制分享数据、分拆、出售甚至排除在市场之外则可能伤筋动骨。

谷歌、脸书、亚马逊和苹果等对于欧盟和美国监管机构的判定或予以反驳并拒绝，或表示收到罚单后将提起诉讼。例如，亚马逊认为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是“在自由市场上的误导性干预”。

欧美政府博弈促贸易摩擦

美国也对美 科技 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但其出发点主要是保护国内市场的竞争性，保护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 科技 巨头的严格监管和“数字税”等，美国更多表达了不满，甚至准备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予以反击。

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征收关税作为回应。今年6月，美国突然宣布退出与法国等13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税协议，同时展开调查，目的是威胁欧洲多国停止对美企收取数字税。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牵头的对跨国公司征收全球数字税的谈判在10月份破裂。

有分析认为，如果欧盟对美国 科技 巨头的强监管措施落地实施，势必加大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令欧美乃至全球贸易前景更趋复杂。